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，继隋而起的唐朝，经济、政治和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。盛唐时期，随着海疆的扩大，唐人对海洋的认识更加深入，海洋管理与保护意识增强。经济的发展也带来文化上的繁荣，这一时期的诗文中就有大量反映人们对海洋认识的内容。
1.
向夕敛微雨，晴开湖上天。离人正惆怅，新月愁婵娟。伫立白沙曲，相思沧海边。浮云自来去，此意谁能传。一水不相见，千峰随客船。寒塘起孤雁，夜色分盐田。时复一延首，忆君如眼前。
——刘长卿《宿怀仁县南湖寄东海荀处士》
刘长卿的这首诗表达了旅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。傍晚时分，微雨渐收，天空变晴，旅人在一轮新月下倍感惆怅，深深思念远在沧海另一边的亲人。寒冷的海塘边，大雁孤独飞翔，夜色也被片片盐田分隔。诗中提及的怀仁（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），唐时属海州，自汉代起即产盐。唐肃宗至德三年（758年）正月，刘长卿摄（代理）海盐令，因此对海盐的制作有一定了解。
隋朝实现统一后不久，为了打破南北朝时期官府对盐业的垄断，消除垄断对百姓生活的不良影响，隋文帝放开盐禁，与民共享，制盐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。至隋文帝开皇三年（583年）正月，“至是罢酒坊，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，远近大悦”。即除盐禁、免盐税。唐朝建立后，沿袭了隋朝的政策，李世民在位时期，实行“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”政策，这一政策延续了百余年。隋及唐初期，虽开放盐禁，不征盐税，但并非对制盐不加管理，仍有盐官监管。据《隋书·百官下》记载：“盐池置总监、副监、丞等员。管东西南北面等四监，亦各置副监及丞。”这表明隋朝通过建立专业化官员体系加强资源管控。
随着国家发展与扩张、人口增长、财政支出过大，政府开始征收盐税。据《旧唐书·姜师度传》记载，开元六年（718年），河中尹姜师度因“安邑盐池渐涸，师度发卒开拓，疏决水道，置为盐屯，公私大收其利”。姜师度设立盐屯引水治盐给了左拾遗刘彤启发，次年，刘彤上书建议：“请置盐铁之官，收利以供国用，则免重赋贫人，使穷困者获济。”这份奏疏呈上后，唐玄宗下令让宰相们讨论是否可行，大家都认为盐铁专营的利润对国家财政大有裨益，唐玄宗遂采纳了这一建议，并逐渐恢复盐税。
“安史之乱”使唐朝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，财政空虚，据《新唐书·颜真卿传》记载，颜真卿抗击安史叛军时，“时军费困竭，李崿劝真卿收景城（今河北沧州）盐，使诸郡相输，用度遂不乏”。颜真卿以食盐专卖的方式筹措军饷，采用了“民制、官收、官运、官销”的方式，这一方式随后得到推广。唐肃宗即位后，任第五琦为盐铁铸钱使，于乾元元年（758年）创“榷盐法”，即凡新旧盐民，皆登记造册，编入亭户户籍，隶盐铁使，免其杂徭，专事煮盐纳官，盗煮私贩者论以法，于山海井灶出盐之地设置盐政机构，收榷其盐，置吏出粜，产制由民，收、运、销归官。
榷盐法下，为保证盐的产量，朝廷严格规定下属各盐场的产量数额，各盐场又将课额分配到盐户，严加催缴。盐户对所产之盐必须全数上交，盐吏对所产食盐进行严格检查，如有私藏可以处斩。《唐国史补·卷中》记载了榷盐官杀亲外甥一事：贞元年间（785年—804年），解县榷盐官史牟“有外甥十余岁，从牟检畦（畦原作哇，据明抄本改），拾盐一颗以归，牟知，立杖杀之。其姊哭而出救，已不及矣”。此外，唐朝律法对盗盐贩卖者的处罚有明确规定，据《唐律疏议·名例》记载：“假有人蒲州盗盐，嶲州事发，盐已费用，依令悬平，即取蒲州中估之盐，准蒲州上绢之价，於嶲州断决之类。纵有卖买贵贱，与估不同，亦依估价为定。”即依据估价认定盗窃数额，以加强对盗贩盐者的打击。
宝应元年（762年），刘晏接替第五琦任盐铁使，再变盐法，将官运、官销改为商运、商销。又创设盐商特殊户籍，隶属于盐铁使，允许子父相承，世代为业。盐仍由民制，仍由官收，官收之后，将盐税加入卖价（寓税于价）后转售商人；商人缴价领盐后，可以自由运销，所过州县不再征税。这一模式被称为“就场专卖制”，标志着中国古代盐政制度的成熟，被唐以后历代继承。
隋唐时期制盐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唐人已初步掌握了淋卤制盐的技术，据唐朝刘恂《岭表录异》记载：“江淮试卤浓淡，即置饭粒于卤中，粒浮者即是纯卤也。”当时岭南地区“野煎盐”有“制卤”“验卤”“煎煮”三个环节，先制卤后煮盐是古代盐业的一次重大技术革新，将海水制成卤水，再将卤水煮成盐，克服了直接煮海水为盐需消耗大量燃料、费时费力的缺点，提高了制盐的效率，也有利于环境的保护。
2.
怒声汹汹势悠悠，罗刹江边地欲浮。漫道往来存大信，也知反覆向平流。任抛巨浸疑无底，猛过西陵只有头。至竟朝昏谁主掌，好骑赪鲤问阳侯。
——罗隐《钱塘江潮》
唐代诗人罗隐曾在吴越王钱镠时期任钱塘令。这首诗描绘了钱塘江潮汹涌澎湃的壮观景象，同时也融入了对历史变迁、人世沧桑的深刻感慨。
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了海水潮汐与月亮的关系，唐代对潮汐的认识更加深入，唐代窦叔蒙所著《海涛志》为我国最早的潮汐学专著，制定出理论潮汐表，对潮汐的周期计算十分精确。钱塘江入海处形成喇叭形入海口，受到太平洋潮波的冲击形成暴涨潮，从而产生了著名的钱塘江潮，尤以夏秋台风频繁活动之际更为严重。古人在抵御海潮的同时，也在欣赏这一壮观景色。钱塘江三角洲自古就是鱼米之乡，为了预防潮灾和海啸，沿海人民注重修筑滨海海塘。隋唐五代时期，修筑海塘的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。最早记载浙江嘉兴修筑海塘的，是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，称盐官“有捍海塘，堤长一百二十四里，开元元年（713年）重筑”。这里写明是“重筑”，可见在唐代之前，嘉兴海盐、海宁一带已有较大规模的海塘建筑。海塘建设使沿海平原大规模垦田有了保障。五代时期，江浙海塘由土塘向石塘过渡，据《咸淳临安（杭州辖内）志》记载：“梁开平中，钱武肃王始筑捍海塘，在候潮门外。潮水昼夜冲激，版筑不就，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，又致祷胥山祠。既而潮避钱塘，东击西陵，遂造竹器，积巨石，植以大木。堤岸既固，民居乃奠。”
利用潮水灌溉，在唐代也有了新发展。中晚唐时期，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进步，江东一带由于地低易涝，排涝和防潮倒灌是主要的治水任务，当地百姓采用修筑圩岸的办法建塘圩田。唐代文学家陆龟蒙曾任苏州、湖州刺史幕僚，其《迎潮送潮辞序》中记载了这种圩田：“余耕稼所在松江，南旁田庐，门外有沟通浦溆，而朝夕之潮至焉。天弗雨则轧而留之，用以涤濯灌溉，及物之功甚钜……用之则顺而进，舍之则黜而退。”若天不下雨，这种圩田就把水留住，用以洗涤、灌溉，对万物的功用极大。
唐代部分沿海地区与江海争地，变沧海为桑田，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卢照邻在《长安古意》中有“节物风光不相待，桑田碧海须臾改”之句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中记载，大和三年（829年），李茸在闽县东五里筑海堤，使深受卤潮之害的洲上变为良田。之后观察使王翃又在郡县西南疏通洪塘浦，以便在干旱季节能够灌溉农田，经过治理，福州大片耕地摆脱海潮威胁并有水源灌溉，使盐碱地变为良田。
3.
冠冕通南极，文章落上台。诏从三殿去，碑到百蛮开。野馆浓花发，春帆细雨来。不知沧海上，天遣几时回。
——杜甫《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》
杜甫这首诗写于唐玄宗天宝十年（751年），诗中的张司马是时任义王府长史的张九章，为张九龄的胞弟。天宝十年，为表彰各路神祇护佑风调雨顺，唐玄宗为五岳、五镇、四海、四渎封神加爵，南海神被封为南海广利王。此时张九龄已经不在人世，唐玄宗令张九章代行南海神敕封之礼。诗的前四句写张九章奉旨赴南海的缘由，后四句写送别的场景，最后一句发问：茫茫大海，路途遥远，不知道未来的天气怎么样，朋友的归期在何时？
唐代祭祀海神有严格的规定，据韩愈《南海神庙碑》记述，广州刺史每年立夏都要祭祀南海之神。南海之神的神庙位于广州东南的黄木湾，面临大海，“海常多大风，将往皆忧戚”。这表明当时海边常常刮大风，官员们每每想到马上就要去祭祀都会感到十分忧愁。
这也表明，海上交通颇有风险，但情况复杂的海上交通并没有阻碍海上贸易的发展。隋朝的海上贸易以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和深远的影响，分外引人瞩目。
隋代以前，海上贸易管理多由地方负责。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，隋朝开始出现专门管理互市贸易的互市监。为了加强中央对互市的控制，朝廷还经常派大臣前往互市场所监督，据《隋书·裴蕴传》记载：“与诸蕃互市，皆令御史监之。”唐代保留了互市监，仍由朝廷直接管理，但由隋代的四方馆管辖改为少府监主管，据《新唐书·百官制》记载：“互市监，每监监一人，从六品下；丞一人，正八品下。掌蕃国交易之事。”
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，唐朝在重要港口城市设立了市舶使，专门管理海外贸易、增加财政收入。据《旧唐书·玄宗纪上》记载，开元二年（714年），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担任安南市舶使，与波斯僧侣共同制造奇巧工艺品，准备献给朝廷。自开元十年（722年）后，市舶使改放到广州。当时海上贸易中心已经从安南转移到了广州，广州是通往南海、印度洋、波斯湾的重要港口，各国商人纷纷来此开展对华贸易。
交趾以北（今北部湾一带）至广州的海路中，有一段海域礁石密布，船舶时常在此触礁沉没。为了疏通广州港周边的海运通路，唐懿宗咸通八年（867年），静海节度使高骈亲自前往视察，发现“有横石隐隐然在水中，因奏请开凿，以通南海之利……乃召工者，啖以厚利，竟削其石，交广之利，民至今赖之以济焉”。高骈了解情况后，上奏请求开凿横石，以打通南海的航运。随后，他召集工匠，用丰厚的利益激励他们，最终凿除了那块横石，极大地便利了民众的生活。唐昭宗光化元年（898年），王审知担任威武军节度使，治理福建期间，因福州“黄岐岸有巨石，屹立波间，舟往来，多触覆”，为开辟海上交通，清除港道巨石，别开一港，航行更加便利，以至“闽越之境，江海通津，帆樯荡漾”。
为了满足海上贸易的需求，唐代的造船能力和水平有很大的提高，在扬州、杭州、常州、越州、广州等沿海州府设有官办的海船制造基地。其中扬州在江口设立了十大造船厂，刘晏采用类似承包的方法，挑选精明能干的官员全面负责督造。由于战乱，唐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，陆上丝绸之路逐渐“道路梗绝、往来不通”，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发展，到唐代中期达到极盛，扩大了与波斯湾之间的航路，开辟了通向东非的航线，唐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集《酉阳杂俎》中，就记载了东非的“拔拔力国”（今索马里柏培拉）和“摩邻国”（今肯尼亚的马林迪）。
